旅游翻译现状及旅游外宣翻译中认同的建立(3)

随着修辞学研究范围的扩大和修辞学的复兴，修辞学研究范畴已由古希腊时期的演讲术扩展到人类交际活动的方方面面时，修辞人格就不仅仅指传统演讲活动中的理智、美德和善意，而指修辞活动的发起者，即言说者在交际活动中所体现的所有“值得信任的品质/人格”，这些修辞人格不仅包括修辞者的身份也包括修辞权威。苏格兰神学家和修辞学家乔治·坎贝尔在《修辞原理》（1776）中指出，修辞人格作为一个整体与“权威”这一概念紧密相连。修辞权威是修辞人格的配套，修辞人格是修辞权威的载体。一定身份要求一定的人格作为配套。修辞者只有把握好自己身份蕴含的修辞权威与修辞人格的有机整合，才能实现有效的劝说行为。

权威指的是一种某些被授予合法性的人与其他人之间的领导与服从的社会关系。李克、李淑康[4]在整理Weber，Blau,Durkheim 等学者关于权威的分类的基础上，根据“合法性”来源将权威分为：①传统道德权威：基于授予传统上处于统治地位的人的合法的既定信念或加于人身、比人们自身所具有的更高传统道德力量的影响的一种权威，体现了命令与服从的社会关系。②人格魅力权威：基于情感上的依赖。③官僚权威：基于规则和条例。④职业权威：基于达成共识的专业技术或知识。修辞权威是隐性的，它总是无形地渗透在交际（或修辞活动）过程中。权威的重要性体现在其对受众施加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修辞权威通常与压制有关：具有特定修辞权威的言说者的言论“压制”受众做出某种接受的意向，而受众总是“自愿”地接受权威话语的压制，或者授予权威话语某种权力，使之合理合法。[5]换言之，修辞权威通过其“压制性”对受众产生影响，认同的构建依赖于压制，是否能够实现“认同”部分取决于压制作用力的大小。

2.受众中心主义

比利时学者佩雷尔曼将受众定义为“演说者出于修辞目的而希望通过论辩话语施加影响的人群的集合”。公元前5 世纪，柏拉图就提出要想当一名有能力的演说家，必须理解听众的本质。亚里士多德的情感诉诸修辞劝说模式认为，言说应努力使听众处于合适的心理状态、使听众与言说者产生同情心。因为听众在悲伤或欢喜、充满友善或敌意时，对同一件事情做出的判断是不同的。

佩雷尔曼认为修辞是通过语言（或文字）对听众（或读者）进行说服的论辩活动。所有论辩的发明构思都与听众有关，所有论辩的出发点都是受众。言说者实现有效论辩的前提是了解意欲说服的受众。他提出了三种类型的受众：特定听众——真实的受众，自我听众——与自己进行论辩或质疑自己，普世听众——理想型的听众。特定听众指在论辩过程中具备常识和某一个特殊专业的群体。自我听众指言说者将自己作为听众进行自我对话、自我思虑。言说者要想说服受众，首先必须说服自己。从某种程度上讲，自我听众就是一种“自我说服。”普世听众并不是真实存在的，而是由所有有理性、通情达理的正常成年人组成。虽然言说者面对的特定听众各异，每个听众都有自己的独特经历和思想情感，但论辩者提出的道理、论据、论证不仅适用于在场的真实听众，而且适用于过去现在将来及任何地方的所有理性之人。

伯克的受众观体现在“认同”和“自我即受众”两个概念上。伯克认为，当我们与他人享有某些共同特质时，我们就取得了与他人的认同。我们在劝某人时，只有用他的语言方式、手势、语序和比喻、观点和态度，在以上诸方面与他同一，才能够劝说他。伯克提出了三种“认同”方式：同情认同、对立认同和误同。与佩雷尔曼相似的是，肯尼斯·伯克也提出了“自我即听众”的观点。伯克认为，一个人，哪怕是在他隐秘的思想中，构建某些观点和形象作用于自我，取得自己所希望的效果，他就是修辞性的，正如他运用适切的形象去影响非自我的听众一样。

通过梳理修辞学不同时期的受众观可知，修辞认同建立、劝服的实现与受众密不可分，受众既指具体的特定受众，也指抽象的普适受众，既包括体验言说的他者，又包括修辞者自己。需要指出的是，“受众中心主义”只是一种修辞策略，强调言说以受众为转移，受众作为修辞者意欲构建“认同”实现“说服”对象，对修辞行为成功与否起着关键因素。但修辞行为的核心是修辞者/言说者，根本任务是言说者基于特定的修辞情景和修辞目的，采取特定的修辞策略，促使受众改变自己原来的看法、态度或行为，实现与修辞者的“认同”。言说者受众的具体情况（包括考虑其情感、认知、信念、好恶、价值观等）决定说些什么话以及应该怎么说，正体现了修辞者的中心地位。

文章来源：《当代修辞学》 网址: http://www.ddxcxzz.cn/qikandaodu/2021/0224/44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