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翻译现状及旅游外宣翻译中认同的建立(2)

由上述六大问题可见，除去旅游行业缺乏统一的英文译写规范等外在因素外，译者对低下的旅游翻译质量负有重大责任，主要在于两方面：首先，作为专业翻译从业人员，译者职业权威缺失。一些译者不仅对旅游景点所涉点的历史、地理、文化、宗教等相关知识了解不够，甚至对英语基本的语法和词汇运用错误。其次，译者对目标语读者不负责任。诗歌楹联、旅游景点大量的删译、音译，胡乱猜译显示出译者没有把自己放在译文读者的角度审视译本的质量，造成译本可读性较差，更遑论实现文化传播和交流的目的。

三、西方修辞学概述及修辞策略分析

（一）西方修辞学概述

修辞学“rhetoric”一词源自希腊文“rhetorike”（“rhe”指言说，“ike”指……的艺术），是公元前5 世纪产生于古希腊遗嘱检验法庭的演说艺术。公元前四世纪后半叶，亚里士多德系统地对修辞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研究。今天的古典修辞学指的就是亚里士多德的修辞理论体系以及西塞罗、昆体良对亚氏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发挥。亚氏将修辞术定义为“一种能在所有问题上找到所有可能的劝服方式的能力”。修辞的功能不在于说服，而在于找到说服的方式。他在《修辞学》中提出修辞劝说的三种基本模式，即人格诉诸、情感诉诸和理性诉诸。简言之，言说可以依据修辞者的人格、受众所处的某种情感状态、修辞式推论和例证发挥劝服的作用。亚里士多德影响了其后两千多年的修辞学研究，胡曙中认为，西方修辞学研究的连续性和相似性根本在于亚里士多德早在古典修辞学时期就规定了研究的根本问题：修辞活动的目的、听众、构思过程、论辩、谋篇和文体风格等，其后的学者只是对他的观点进行加工提炼、偶有扩充而已。

经历了两千年的浮浮沉沉，在20 世纪60 年代，新修辞学的兴起引发了修辞学复兴和繁荣。“新修辞学”并不是新的修辞学，而是指20 世纪30 年代在欧洲大陆及美国产生、在60 年代后盛行的修辞学理论。新修辞学大师肯尼斯.伯克在《动机原理》（1945）和《动机修辞学》（1950）两部著作中，围绕“动机”“象征手段”“戏剧主义、认同”等概念建立了阐释人类行为的修辞理论体系。伯克将修辞定义为“人们运用语言使他人形成态度或诱导他人采取行为”。伯克认为修辞学始终扎根于语言本身的一个基本功能之中，即通过使用语言，将其作为一种象征手段，诱导“本质上能够对象征做出反应的人类进行合作”。语言运用的目的在于诱导人类对象征做出反应，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同于传统上认为修辞是话语的调味品的观点，新修辞学认为修辞隐含于所有的人类交际中，可在政治话语构建、法庭辩论、市场营销、教育、大众传播学、精神病医学等领域发挥巨大的使用价值，“人不可避免的是修辞的动物”。伯克认为：修辞与劝服和认同有关。这一观点吸收了古典修辞学的核心概念“劝服”，又提出了“认同”（identification）这一概念。言说者修辞行为成功的关键在于实现和受众的“认同”，即个人与某个特性或其他人的共同的本质，修辞行为的目的在于与受众发展共同立场，获得同一性。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的“劝说观”强调的是由言说者到受众的单向的、有目的行为，受众属于被动、静止的地位的话；伯克的“认同观”则突出言说者和受众的双向合作，受众处于重要的主观能动地位，是积极的意义建构者。受众对言说者的修辞行为能否取得成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修辞策略

西方修辞学在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研究的根本问题有所不同，但在修辞学研究的诸多核心要素中，有两个要素对实现“认同”紧密相关，即：言说者和受众。修辞行为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言说者是否能构建修辞人格和修辞权威，以及修辞者是否能够以受众为中心、构建与受众的“认同”、进而实现劝服。

1.修辞者修辞人格、修辞权威构建

修辞活动素来与修辞者人格密不可分。孔子说：“君子进德修业，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3]亚里士多德的人格诉诸修辞劝服模式认为，当言说者表现出一种“值得信任的品质/ 人格”时（character … make the speaker worthy of credence），劝说容易成功实现。通常来讲，不管在什么议题中，人们都倾向于相信公允诚信的人，尤其是在那些存在疑问、尚无确切认识的议题上。亚里士多德指出，可信的修辞人格包括三种品质：理智、美德和善意。这里的修辞人格并不是指言说者在日常生活的性格和品质，而是在特定修辞情景下、依据修辞目的而塑造的智力水平、道德素养、声望和动机，即“公众品格”。换言之，修辞人格指的不是言说者本人如何，而是公众如何看待他的。

文章来源：《当代修辞学》 网址: http://www.ddxcxzz.cn/qikandaodu/2021/0224/44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