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伊格尔顿的文学“策略”思想(4)

其次，间接才可看出的是罗兰·巴特的结构化理论。具体而言，伊格尔顿肯定性地援引了布鲁克斯(Peter Brooks)对叙事的分析：“情节‘或许最适合被理解成一种行为，一种结构化的操作’，换言之就是策略。”[1]250也就是说，伊格尔顿把自己主张的“策略”与布鲁克斯的“结构化”(structuring)相互等同。不应忽略的是，布鲁克斯论述“结构化”时不加区分地使用了structuring与structuration两个词，并明确承认其这一观念来自巴特。布鲁克斯认为，“对于《S/Z》来说，最重要的是它打破了僵化的结构概念，代之以更加流畅和动态的结构化概念。文本被看作是一个纹理或阅读代码的情节编织(使用‘文本’的词源学意义)，读者只能以临时的方式组织和排序，因为他从来没有完全掌握它，事实上当他努力解开文本时也只是部分的‘解开’”。[14]如果说布鲁克斯接受了巴特的“结构化”范畴，伊格尔顿又把布鲁克斯引为同道，那么，照此推理，在“结构化”问题上伊格尔顿与巴特理应相见甚欢。然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伊格尔顿指责巴特的“结构化”罔顾总体性，把“《S/Z》剁成一个种种代码之间的任意性游戏”。[7]140衡之于巴特的具体操作，这种断言显得夸大其词。我们发现，在《S/Z》的导言中，巴特已对这种陷入任意性的担忧提前打了预防针。他认为自己正从标准的结构主义实践中突围，“恢复的不是某个读者(你或我)，而是阅读”，即是说，“一切阅读都出自超越个体的形式”，“无论我们做什么，都决不会是杂乱无章的；它们总是由某些符码、语言、某些定型的清单标好价(预先取用和写入)。能够想象的最为主观的阅读仅仅是照某些规则来玩的游戏而已”。[15]换言之，读者不可能对作品做任意性的解读，因为他无法免除规则的强力制约，而这些规则往往在其出生之前就坚固地存在，并代代相传。

四

伊格尔顿把文学理论也看成不同的“策略”，意味深长的是，在走马灯式地讨论过众多文论流派之后，《发生》一书与《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一样，最后均归结于政治批评，尽管两者有略有详。因此，为了更准确地理解“策略”与政治性的关联，自然应当两相参照进行解读。我们看到，在后一著作中，对从方法或对象出发来界定文学研究的做法，伊格尔顿不抱任何希望。他认为，“区别一种话语于另一种话语者既非本体论的亦非方法论的，而是策略上的。这就意味着，首先要问的并非对象是什么或我们应该如何接近它，而是我们为何应该要研究它”。[7]212换句话说，在伊格尔顿看来，文学理论是一种“策略话语”(strategic discourse)，其目的性首当其冲。需要指出的是，在该书的索引部分，“策略话语”这一整体定位共计出现了四次：除了专门列出之外，它还分别出现在“话语”“批评方法”“政治批评”三个条目下。其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其核心内蕴亦由此一一凸显。

具体来说，话语的观念来自福柯。伊格尔顿直陈，“我没有在本书中直接讨论福柯的著作；但是我的‘结论’如果没有了它就是不可能的，因为它的影响在其中是随处都可以被感觉到的”。[7]132启用话语范畴，意味着默认了其中纷繁交错的权力关系——伊格尔顿所言政治的主要意涵，因为福柯的话语与权力密不可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伊格尔顿返回历史现场，揭开种种“纯”文学理论的面纱，进而断言“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乃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历史意识形态的历史的一部分”，它们或有意或无意、或直接或曲折地有助于政治制度的维持或加固。[7]196启用话语范畴，意味着破除禁锢文学的藩篱，在更为广阔的语境中审视文学。而文学理论原本就是诸多话语类型中不可或缺的一员，一旦将其放回生龙活虎的话语网络中去，不难预料的是，势必会或多或少地改写、甚至颠覆既有的文学陈规。因此，伊格尔顿不惮于作出大学中的文学系停止存在的推断。“这样一个策略显然是具有种种深远的制度含义”，[7]214它既是文学理论学科本身面临的危机，同时也是其获得新生的机遇。

从方法论上看，启用话语范畴，还意味着把文学批评从割裂审美与社会等常见的窠臼中拯救出来，重回修辞学的古道上来。具体而言，这种割裂又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对文学的审美、形式不够敏感、上心，落入庸俗社会学的陈套；一是关起门来把玩审美、形式，不再关心批评的社会与政治功能。两者常常各执一词，互相鄙夷以致于剑拔弩张，而“策略话语”可以有效地弥合这种分裂、从而改变它们的长期对立状态。设若回到文学理论的传统，便会发现，“策略话语”的对应物即是被誉为文学批评最古老形式之一的“修辞学”。伊格尔顿指出，它是一种政治性的文学批评，其根本目的在于“把话语和权力的表述进行系统地理论化，并且以政治操作的名义进行：丰富意指的政治效应”。[16]在随后的文学理论著作中，伊格尔顿再次强调：“它考察种种话语是如何为了实现某些效果而被建构起来的”，“它的视野其实就是整个社会之中的那个话语实践领域，而它的特殊兴趣则在于将这些实践作为种种形式的权力和行事(performance)而加以把握”。[7]207由此可知，不可能在文学文本中找到原封不动的意识形态，相反，这种政治性只能是以文学的特有方式现身，只能寄居并融贯于作品结构之中。在这方面，伊格尔顿的《如何读诗》提供了一个颇为出色的范本。

文章来源：《当代修辞学》 网址: http://www.ddxcxzz.cn/qikandaodu/2021/0205/42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