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伊格尔顿的文学“策略”思想(2)

二

伊格尔顿首先从作品角度凸显了“策略”产生的影响。他认为，杰姆逊的解释模型究其实即是将文本视为“策略”。对该解释模型而言，主体不断进行重写的文本是一个先在的历史或意识形态潜文本。这一潜文本既未脱离文本，亦非直接的外部现实，而是根据现实的重构，是作品的反向投射物，是文学作品策略性回应的对象。某种意义上，这也回答了文学作品为何具有自我生成的特性。伊格尔顿强调，该解释模型“以复杂的态度看待文学与意识形态、或者文本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它们不再像某种主流马克思审美理解的那样构成映射、再生产、对应、同源之类的关系，而是被视为同一个象征实践可以互相替代的不同方面。作品本身不再被视为外部历史的反映，而是作为一种策略性的劳作——一种将作品置入现实的方式，为了接近现实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被现实所包摄。由此挫败了一切内—外二元论式的僵化认知”。[1]192-193也就是说，“策略”拆除了文本与历史或意识形态语境之间人为设置的种种藩篱，把文本和语境的相互关系复杂化了。值得注意的是，在多年之前问世的著作《批评与意识形态》(CriticismandIdeology)中，伊格尔顿就曾借用伯克的“戏剧主义”范畴详细阐述过这层意思。他把文本与戏剧作品相类比并指出，如果说一部戏剧作品并不是“表达”、“反映”或“再现”它所依据的戏剧文本，而是“生产”文本、将其转化为一个独特和不可化约的整体，那么，就不宜简单地以是否忠实——尤其是在镜像意义上——于文本来加以衡量。当然，也不能将文本与戏剧作品两者的关系想象为本质与现象、灵魂与身体、静止与运动等对立关系。相反，它们是一种“劳作”关系：“戏剧工具(舞台、表演技巧等)将文本的‘原材料’转化为一个特定产品，它不能从对文本本身的考察中机械地推断出来。”[4]65与戏剧作品—戏剧文本的关系相似，通过生产、加工历史及意识形态提供的原材料，文学文本得以生成，并在纵横交错的话语形式网络中确立自身的独特性。在伊格尔顿看来，意识形态在文本与历史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文学从而以意指意识形态的方式意指历史。伊格尔顿还以简图来表示这一过程：

综合起来，在伊格尔顿眼中，历史既是文学的所指，也是文学的根本来源。诚如本尼特所言，这里涉及历史的两个维度：“我们从作为基础的历史出发，在作为上层建筑的历史那里结束。”[5]

关于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中，伊格尔顿批评过两种相互对立的狭隘观念：一是形式主义，二是庸俗马克思主义。针对两者对形式或内容的过度抑扬，伊格尔顿旗帜鲜明地主张形式与内容辩证相依，但同时又强调“归根到底首先是内容决定形式”。[6]26到了《发生》一著，这种强调耐人寻味地不见踪迹。在文本“策略”的视野中，“‘形式’和‘内容’边界之间连续不断的运动”表明，“任何区分最终都是人为的”，两者“在分析层面上有所区别，但在存在层面上却是等价的”。[1]208不难看到，这种形式—内容等价说的观点在《发生》第二章就已出现过。[1]54依照前述杰姆逊的观念，在重写历史与意识形态潜文本的进程中，文学以叙事形式、叙事策略勉力解决它所提出的种种问题，但由此往往又会滋生新的问题，相应的解决之道当然亦随之而来。理论上，形式与内容如此的互动无休无止，它们时而横眉冷对，时而握手言和，时而风云再起，时而风平浪静。不言而明，这种策略性协商与和解的持续互动，必然包含了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往复博弈。伊格尔顿认为，把它们截然对立起来完全是一种误导，“因为艺术作品的形式特征和它的内容特征一样，都具有强大的意识形态说服力”。[1]205换句话说，形式本身经常带有或隐或显的意识形态烙印，不应机械地把形式分给审美、内容划归意识形态，以为它们判然有别、老死不相往来——因为“形式通常至少是三种因素的复杂统一体：它部分地由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形式的历史所形成；它是某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结构的结晶”，“它体现了一系列作家和读者之间的特殊关系”。[6]30伊格尔顿提醒人们，虽然文学形式不必唯意识形态马首是瞻，但哪怕是一段文字游戏、一个看起来可有可无的词语，都很有可能潜藏着某种意识形态指向。通过详细考察19世纪后期作为一门学科的英国文学何以在大学兴起，伊格尔顿底气十足地宣称文学“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并奉劝人们没必要把互相联系的两者分别作为相互独立的现象来看待。[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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