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伊格尔顿的文学“策略”思想(3)

应予注意的是，伊格尔顿在《发生》中还对真正的文艺作品必须与意识形态保持一定距离这种流行的学说——他坦承自己一度对此深信不疑——进行了深刻反思。他认为，一方面，这种可以追溯至阿尔都塞的观点在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固然结成了有益的联盟，另一方面，与其解决的问题相较，它所带来的问题同样棘手。简要来说，它至少存在两大瑕疵：其一，它实际上把意识形态当作铁板一块，忽视了“有些意识形态是丰富有益和能产的”，[1]108忽视了当一个社会强大的文化或惯习被以审美的方式拷问时，结果既有可能是被消解、颠覆，也有可能是被加固、强化，甚至是两者纠缠不清、势均力敌也未可知。其二，当它宣扬通过对意识形态予以陌生化的方式来激发出改变现实的潜能时，隐约暗示了男男女女遵循既有的成规是由于对其无所知晓，这种想象问题的方式不免有些简单化。

三

梳理现代文学理论的思潮时，伊格尔顿指出：读者在作者—作品—读者三重奏中历来地位最低。他为此大鸣不平，声言如果仅是摆在书架上而没有读者的参与，没有意义的激活与振荡，文学作品从根本上说并不存在。“为了使文学发生，读者其实就像作者一样重要。”[7]73对伊格尔顿来说，读者的阅读同作品本身都称得上是一项战略事业，阅读就是参与一套“策略”以破解另一套“策略”。因此，“策略”既可以说是作品编织的奥秘，又可以说是读者解读作品的利器。若是停留在作品方面，那么，呈现出来的就只是作品的事实、结构、对象。例如，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尤里·洛特曼式的符号学理论、热奈特与格雷马斯的结构主义等。有了读者的积极介入，作品就可能成为行动、实践、“事件”。譬如，艾柯的符号学、伊瑟尔的接受美学、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罗曼·茵伽登的现象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等。正是立足于“策略”，伊格尔顿重新考察了诸多文学理论流派的利弊得失。需要指出的是，伊格尔顿非常注重以距离“策略”的远近来展示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不同组成部分的复杂性。以形式主义为例，伊格尔顿指出，后期俄国形式主义就已摆脱之前文学是技巧组合的静态观念，而转变为动态的整体观，但这种动态组织还缺乏“策略”必备的意向要素。他认为，形式主义者所论诗歌的“陌生化”蕴含着文本从客体到策略性行动的过渡性尝试，而在其对散文体小说的解析中，区分于“故事”的“情节”——叙事作品有目的的重新组织——则标志着向策略性行动的更进一步，且不再像诗歌的陌生化那般有时会回摆为单纯的客体。以事实/行动、结构/实践、对象/“事件”为参照系，伊格尔顿还对符号学、结构主义、现象学内部的分歧等进行了讨论。

伊格尔顿把从对象往“事件”的范式转换及其运作机制称为“结构化”，认为它是处于运动中的“策略”，“在结构和事件之间居中调停”，“是一种行动的结构，根据自己订立的目标不断重构，在此过程中目标本身也在不断刷新，因此是事件性的”。[1]225所谓“结构化”，无疑就是读者不间断的建构活动。有学者指出，伊格尔顿使用的“结构化”概念挪用自吉登斯(Anthony Giddens)，[8]尽管并未出示也难以找到任何明确证据。众所周知，为破除社会理论中主体主义与客体主义的二元对立，吉登斯提出了“结构化”理念，其关键是结构的约束性与使动性始终同在的结构二重性原理，并认为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既是实践的中介，又是其结果。[9]两相比较，把这种来自社会学领域的道理运用到文学范围，确实颇有启发。需要补充的是，其一，多纳蒂(Pierpaolo Donati)批评吉登斯的结构化构想纸上谈兵，因“缺乏一种关系理论，因而将结构和能动性都丢掉了，特别是缺乏主体性的角色及对社会变迁的理解”。[10]其二，吉登斯的“结构化”概念最早出现于其《先进社会的阶级结构》(1973)一书，但其“结构化”理论则产生于1970年代晚期。[11]而伊格尔顿一样很早(1976)就已使用了“结构化”一词，在谈论形式与内容关系时，他强调形式不应被当作盛放内容的容器，而应理解为内容的形式、不断自我生产的结构，它其实不是结构而是结构化(structuration)。[4]184因此，不能彻底排除两人英雄所见略同的可能性。即便姑且认为伊格尔顿受到了吉登斯的影响，我们仍需回到其文艺理论的脉络中来，探察他在论述结构化一语时还关涉了其它哪些理论资源。

首先，能够直接看出的是伊瑟尔的接受理论。伊格尔顿指出，伊瑟尔在《阅读行动》中“明确使用‘策略’一词来描述文本的工作方式。作品的‘语料库’由其主题及叙事内容构成，但是它们必须被结构化和重组，这就是文本策略需要完成的任务”。[1]210如果说，这里凸显的是文本的内在结构，那么，伊格尔顿随即强调，策略同时还包含了由此诱发的读者阅读行为。众所周知，伊瑟尔对读者提出了一系列要求，譬如，连接断裂，填补空白，进行推测，修订预判，如此等等。在总结读者对文本的参与时，伊瑟尔认为：“空白的结构组织了这种参与，同时呈现了在这一结构与阅读主体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相互联系同皮亚杰所指出的完全相同：‘总之，主体无所不在，充满活力，因为每一结构的基本特性都是自我建构的过程。’”[12]换言之，正是有了读者的加盟，结构才可以一直保持结构化、现实化或不断重构的积极状态。在此过程中，结构既制约着读者，以防陷入让人心惊胆战的相对主义泥潭，[13]同时又为其留有一定的发挥余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阅读中共识与歧见的辩证存在。

文章来源：《当代修辞学》 网址: http://www.ddxcxzz.cn/qikandaodu/2021/0205/42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