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概念的修辞学阐释与解读(5)

综上，“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概念和理论争论本身是表象，争论的实质是当前各个现代主权国家建构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即“社会存在”发生了转换。从20世纪初期多元文化主义一词出现在霍拉斯·卡伦的《民主与熔炉》一文开始，多元文化的概念、理念不断传播，其影响力渐趋增加，到20世纪70年代，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已经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历史场景的变化，社会存在的转换引发了新概念和新理论的出台，“多民族国家”概念的出现和言说方式是我们所处时代的修辞，也就是昆廷·斯金纳所说的“概念的历史转换”。斯金纳指出：“概念有自己的历史，或者进一步说，我们所用来表达概念的名词包含着历史，即指这些名词的出现和废弃，以及在某种场合他们的最终消失。而我则关心概念的突然转换。”[14] (P180)此言不虚，历史赋予一个概念的内涵要比它的字面含义丰富得多。任何社会科学概念都是在社会历史中产生的，也会被历史所抛弃，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才能对概念进行清晰的阐释和解读。

三、结 语

昆廷·斯金纳的语境主义、修辞学的思想史研究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哲学分析与历史证据的对话”，特别是其对概念的修辞学阐释为我们理解“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概念和理论的争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仅仅从主体民族的多寡和国家政权结合进行区分不符合历史史实，作为政治学概念，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的区别更多的是时代的修辞和建构。正如昆廷·斯金纳所说：“任何言说必然是特定时刻特定意图的反映，它旨在回应特定的问题，是特定语境下的产物，任何试图超越这种语境的做法都必然是天真的。”[14] (P149)民族国家以“文化同质”作为预定前提，这个前提在某种程度上符合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多民族国家以“文化差异”作为前提，而且宣称放弃了“民族同化”的构想和努力，转而尊重差异，在差异中寻找共识，这同样是对时代提出问题的回应。斯金纳把概念作为思想史研究的核心课题，进而关注和概念相关联的语言或词汇。某个词汇为什么会出现、表达的意涵是什么、为什么作者如此表达，成为斯金纳思考的重心。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对概念变化的形式有兴趣，我已经把这种形式描写为作为修辞的一种特性。这种修辞的目的是奉劝听众接受其所使用的词汇，其实质是让听众接受他们有争议的行动。”[15]

受昆廷·斯金纳语境主义、修辞学方法(或“文本战略”)的启发，笔者认为，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属于社会科学的语言和修辞学概念。关注概念的修辞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通过对一些名词的修辞运用来成功地建立、支持和改变它的道德认同。在这之中，把所采取的一些行动的要求描写为崇高的、友善的和值得鼓励的，而另一种行动的要求则被描写为卑劣和丑恶的。这样，所有创新性的观念思想家就面对着一个明显是修辞的任务，他们的任务是使某种受到质疑的社会行动合法化。”[14] (P149)进而，他认为，“在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任何词汇或者更准确地说，任何修辞都与那个时期的政治和政治行动密切相连”[16] (P6)。也就是语言即行动。

目前，理论界关于“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概念和理论争论，归根结底是“一”和“多”的问题，民族国家理论和实践把过多的精力、心血投放在对“一”的执着上，而“善意地忽略”了现实中存在的“多”，正如安德森把民族视为“一个想象的、拥有主权的共同体”一样，他没有想象印第安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文化的差异，也没有想象过要如何去尊重这种差异；当前，面对多元文化的滥觞，“多民族国家”概念和理论的倡导，又倾向于把精力一股脑地投放到“多”、“差异”的问题上，这就是历史的修辞。概念的争论往往是表象，表象背后是真实的历史，是社会存在的转换。或许这才是昆廷·斯金纳政治思想史的“修辞学”研究方法给予我们的启示。

无独有偶，最近国内学术界有关民族问题的“文化化”、“去政治化”、“第二代民族政策”等相关争论，如果以昆廷·斯金纳的语境主义和修辞学的分析方法来看，应该也是“社会存在的转换”和争论者“特定意图的反映”。我们在搞清楚各方争论焦点的同时，也需要辨识不同争论者通过修辞方式表达的“意欲效应”(intended force)，不仅弄清楚他们说什么，更要弄清楚他们为何这么说。衷心希望本文能为此类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抛砖引玉，深化学术界对这些争论本质的认识和理解。

文章来源：《当代修辞学》 网址: http://www.ddxcxzz.cn/qikandaodu/2021/0430/5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