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叙述与文学修辞全国高端学术论坛综述(3)

在第三组“国内广义修辞学研究”的讨论中，以广义修辞学观、广义修辞学在小说修辞、文学批评修辞中的应用为视角，专家学者进行了多角度的发言探讨，如朱玲教授在以《修辞研究：巴赫金批评了什么——兼谈广义修辞学观》为题的发言中认为，巴赫金的修辞观是“超语言学”的，而非“纯语言学”的。巴氏批评囿于“书房技巧”的修辞研究，实际上倡导的是修辞诗学研究；巴氏“对话”理论蕴含了修辞哲学的某些思想。除此之外，其他关于广义修辞学的发言有：钟晓文《广义修辞学视域下的近代西方跨文化传播——以〈教务杂志〉(1867-1941)为例》、林佩璇《圣经“献祭”之广义修辞学解析》、董瑞兰《广义修辞学阐释：作为政治事件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批评话语分析》、王晓燕《“偷窥”事件：余华〈兄弟〉的广义修辞学分析》、郑兰《微型小说〈提升报告〉修辞分析》、郑敏惠《古代文学“气”的内外语义系统及修辞关联》、连晓霞教授《间接引语叙事的修辞解读》等。关于广义修辞学研究的前景，高群教授认为，中国修辞研究应走向跨学科视野中，更多表现为学术召唤意蕴，激发小同行自我突破，借鉴大同行、超同行成果为我所用，理想研究状态应该呈现“修辞学前沿，是其学科前沿；修辞学深度，是其学科深度”面貌。

在第四组“历史或文学叙述中的修辞维度”的讨论中，王金城教授在以《陈映真对台湾文学史历史定位的阐释》为题的发言中认为，作为台湾文化界的一面精神旗帜的陈映真，始终坚持“中国文学论”的台湾文学史观，在他的文学叙述中有独特的修辞意图，即将台湾文学纳入“第三世界文学”框架中加以论述，这一思想开辟了台湾文学写作与研究的新维度和新视野。那么作为历史叙述的《史记》又呈现出怎样的修辞设计呢？高志明教授从“诗言志”到“史言志”角度探讨《史记》文学发生论，他指出，司马迁在《史记》中发愤抒情，为中华民族写心，他自觉将“诗言志”的艺术观念移植到《史记》中，在史中言志，在史中发愤抒情，这正是《史记》文学性得以产生的根本。郑榕玉则关注陈染小说，她认为，陈染笔下的女性人物在现实社会上种种尴尬遭遇，均源于作者本身对父权空间深刻的生命体验，从而使她的小说带上浓重的私人化空间修辞。

文章来源：《当代修辞学》 网址: http://www.ddxcxzz.cn/qikandaodu/2021/0707/59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