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与复制或艺术与瘟疫的修辞学(2)

至于当下流行的所谓“新冠肺炎”，即由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 或SARS-CoV-2）所引发的流行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则表现为另一种语言学含义，一种不同于古典时代的修辞学和美学特征。事实上，至少自SARS 以来，关于疾病言说的语法，就已经发生了改变。现代科技改变了对疾病的认知，疾病不再以隐喻的形态出现。关于疾病的认知和言说，正被一种全新的语法所改变。疾病，尤其是病毒性的疾病，首先被理解为一种“复制性”，而且是一种在电子显微镜下被观测到的蛋白核酸复制的结果。

这种复制性，使得疾病失去了精神性的含义。它不再纠缠于灵与肉的隐喻关系，甚至其症候学的表达也不再重要。感染者虽然可能有着并不相同的症状和感受，但这些个体生命的独特性，在流行病面前可以忽略不计。发热、咳嗽、呼吸困难依然可以是“新冠病毒肺炎”的诊断指标，但确诊的依据却是核酸检测。如此一来，疾病就缺乏精神深度，也缺乏隐喻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它被归结为一种基因变异。在人群中的传播和流行，则被表达为一连串变异的基因序列。

奇妙的是，现代艺术在某种程度上与病毒话语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它们有着同样的语法，即其“复制性”。复制是艺术与病毒的共同特征。现代艺术可以视作某种程度上的经验基因的变异，在这一点上，它与病毒的存在方式有着高度的相似性。现代艺术对于“复制”的迷恋，无意中获得了病毒的品格。从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草间弥生等的艺术中，可以看到这种病毒分子复制模式。中国艺术家徐冰的《天书》《鬼打墙》系列，艾未未的《向日葵》，以及王广义的《大批判》系列，等等，也有着类似的句法。互联网上，关于“新冠肺炎”的言说传播，如同疫病本身的传播一样。信息的变异性的复制，以及剧烈“炎性免疫反应”一般的话语风暴，这一点，在话语的复制狂欢中，达到了巅峰。然而，这与其说是疫病的艺术化，不如说是语言和艺术话语的“病毒化”。关于疫病的一般性的言说和艺术化的表达，其自身即如一场怪异的行为艺术。

如果说古典艺术的隐喻句法有着保存记忆的功能的话，那么，数码复制艺术的句法实际上指向的是经验的符号性的覆盖。经验不再具有深度模式，也不再以隐喻的方式表达为精神深度的某种语义的症候，而是被数码化，表达为重复、增殖、突变和弥散。它不保存，而是堆放；它不修复，而是覆盖，因而，它将在时间中归于感知的麻木和遗忘。当然，遗忘也是一种精神的“免疫反应”。而短暂的免疫性的“精神炎性风暴”之后，艺术难免要陷于更深的“呼吸窘迫”和“美学休克”当中。

“瘟疫与文艺”小辑

文章来源：《当代修辞学》 网址: http://www.ddxcxzz.cn/qikandaodu/2021/0223/4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