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以造境：中西文学里的人名修辞术*(3)

在对文学人物的专名（proper name）进行考察时，最容易理解和讨论的是“名如其人”的情况——人物在作品里的情感特点或道德形象、从事的事业或行动，有时从人名里可以看出端倪。这或许会被视为文学家的特权，然而也反映于现实生活之中①徐珂《可言》卷1（杭县徐氏刻本，1923 年）：“近有姓名之意义与其职务相称者二人。一民国大总统黎元洪：黎元，黎民之元首也；洪、大也。一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印有模：印书有铜模也。”现当代类似例子颇多，如夏鼐（考古学家）、钱锺书、赵九章（数学家、物理学家）、钮卫星（天文学史家）、陈丹青（画家），等等。。精神分析学家曾对此有所注意，卡尔·荣格在讨论事物之间的非因果律时，就指出人名和个人性情及专业之间有时存在“十分怪异的谐应”②C.G.Jung，，Synchronicity：an acausal connecting Principle，tr.by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p.11 n.11.参 William F.Murphy，“A Note on the Significance of Names”，The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26：1，1957，。人名作为语言符号，产生的意义于人生或多或少表达了一种暗示，形成性格和志趣上的标签，学者称为“标示名”（aptronym）③，A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 and Literary Theory，5th Ed.，Oxford：Wiley-Blackwell，2013，p.49.这个词的前缀apt义即“倾向”，似乎译作“倾向性名谓”更为合适。。“标示名”的最佳用武之地是文学作品里的暗喻，但如前所说，“名如其人”不过是一种最容易理解的方式，脸谱和标签并非文学修辞的高级手段，这需要作者施展才能，在意蕴和境界中深入探索。中国文学里虚造人物专名而最富有修辞效果的，可能要算是韩愈的《毛颖传》了。此文戏拟史传的笔法体式，以书写工具毛笔作为假想的传主，叙其家世、生平与功业，并仿照《史记》“太史公曰”的形式作史论。处处用语双关，尤其设立名号奇妙生动。中山毛颖、绛人陈玄、弘农陶泓、会稽褚先生诸名，与“管城子”“中书君”等称呼，都成为启发后世此类游戏笔墨的著名典故。唐人司空图《容成侯传》、陆龟蒙《管城侯传》、文嵩《即墨侯传》等篇，都是仿《毛颖传》而成①钱锺书：《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743则，第207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又见第670则论李从谦《夏清侯传》一节（“夏清侯”谓竹簟），第1385页。《全唐文》中，陆龟蒙此篇又见于文嵩名下；《唐文拾遗》还收有文嵩《好畤侯楮知白传》《松滋侯易玄光传》，都属于“文房四侯传”的范围；此外钱锺书在札记里还列举了历代效仿《毛颖传》的作品数十篇，并举《清异录》所辑多例，造名大同小异，兹不赘述。。《容成侯传》里杜撰的传主“金炯”（镜），和《管城侯传》里的“毛元锐”（笔）、《即墨侯传》里的“石虚中”（砚），一望则知其渊源。而韩愈显然又是受了《庄子》文章的影响，他在《送王秀才序》谓“子夏之学，其后有田子方。子方之后，流而为庄周”，其言有误；实则如《吕氏春秋·当染》所说，“田子方学于子贡”。子贡之学就是孔门四科里的“言语”，正是看重修辞学问的。故而《送孟东野序》称赞“庄周以其荒唐之辞鸣”②陈玉强：《“援庄入儒”与韩愈崇尚怪奇的理据》，《文艺评论》2013年第4期。。《庄子》各篇有不少带有虚构成分的人名，虽有俞樾作《庄子人名考》欲逐一考以史实，但如支离疏、哀骀它、啮缺、疑始等名号显然都属于着重寓意，营造出与所叙故事相关的一种境界，既不必凿实，又蕴藉若干意涵③俞樾：《春在堂全书》第3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609—621页。。六朝时期的俳谐文，对《毛颖传》的构思上有启发作用。叶梦得《避暑录话》卷4 就断定：“《毛颖传》本南朝俳谐文《驴九锡》、《鸡九锡》之类，而小变之耳。”认为刘宋袁淑的《俳谐集》诸文为鸟兽拟名号爵称的作法是韩愈文章的重要来源。这种谐声得姓的修辞方式对后世小说家影响特别大④钱锺书：《管锥编》，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2049—2050页。，不仅重复以猴为孙氏袁氏、以猪为朱氏、以驴为卢氏等的游戏笔墨，而且给从姓名读音上作文章进行戏谑、讽刺或攻讦者提供了一个常见思路。如明清戏曲中常见名作“胡图”“胡谈”的丑角，可知胡姓早不受文人作家们的待见，非有待上世纪50 年代两次“批胡”运动才引发文艺作品反派多姓胡的现象⑤胡文辉：《说胡》，《二十一世纪》第30 期，1995 年8 月；并参看陈寅恪：《狐臭与胡臭》，《寒柳堂集》，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第157—160页。。又或如《醒世姻缘传》里的“任德前”“贾秉公”，《红楼梦》里的“甄士隐”“詹光”“王仁”等等，均带有面谱化或是功能性的角色身份。由此而论谐声拟名，在文学境界上并无太大价值。末流之中，又有清末小说家用以影射历史或现实，如《品花宝鉴》中的田春航（毕沅字秋帆）、侯石翁（袁枚号仓山居士），《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的“温月江”（梁鼎芬字星海）、“武香楼”（文廷式字芸阁），等等。惟有《孽海花》中的“高亚白”，影射晚清诗人李士棻，因曾国藩赠诗说他“太白醉魂今尚存”，故有此名，算是较有趣致的表现。中国现代文学作家最有意识在小说作品的人名上进行经营的，一是钱锺书，一是鲁迅。小说《围城》里的董斜川，名号设计特具深意，因为“斜川”乃苏轼子苏过的号，被冠为人名自然会让人想到没出场的父亲是以苏轼自诩的；而这位遗少气派的旧体诗人恰好批评其父对所尊崇的宋诗派“家法”持守不严，故曰“苏东坡，他差一点”，若干未明说的意味，即由人名暗示，读者略加考索即明。鲁迅在他最杰出的小说作品《阿Q 正传》里，开篇叙事者以不知阿Q 的姓名籍贯，遂作若干推敲猜测。用讨论小说人物姓名的方式作小说，正如欧洲第一部现代小说《堂吉诃德》开篇的写法：“据说他姓吉哈达，又一说是吉沙达，记载不一，推考起来，大概是吉哈那。”这是模仿人文主义者对勘古代文献版本来考订出一个可靠答案。但要靠小说人物自己因读骑士小说入迷而改名姓作“堂吉诃德·台·拉·曼却”（Don Quijote de la Mancha）才算是有了定称。直到整部小说结尾，主人公临终前再次重申：“我从前是疯子，现在头脑灵清了；从前是堂吉诃德·台·拉·曼却，现在我已经说过，我是善人阿隆索·吉哈诺。”而阿Q也几次面对姓名的危机和挣扎，如“你也配姓赵”和被判死刑后的画押，都与开篇的姓名考索文字遥相呼应，呈现出丰富复杂的社会批判和历史透析的眼光。《堂吉诃德》被视为巴洛克派文学的代表，此派小说以主人公名号嵌入一个特别长的题目，会得到特别精心的设计。被杨绛译作《小癞子》的那部欧洲流浪汉小说之祖，原题作“托尔美斯河上的小拉撒路”（La vida de Lazarillo de Tormes），写西班牙社会底层的一个小乞丐流浪发迹故事，人名Lazarillo 系《约翰福音》一乞丐Lazarus 名字的指小词，乃是穷苦人中的圣徒。此后效仿《小癞子》的巴洛克小说，如《古斯曼·德·阿法拉切》（Guzman de Alfarache）、《骗子堂巴布罗斯生平历史》（Historia de la vida del Buscan，llamado Don Pablos）等，皆沿用以主人公名号为标题的传统。这一习惯在此后英法德等国小说家中得到广泛采用，从斯威夫特、菲尔丁、萨克雷、斯特恩、索雷尔，一直影响到歌德、狄更斯等人。早先得西班牙巴洛克小说影响而问世的《痴儿西木传》，原题为“德意志的富有冒险生涯的西木卜里其西木斯”（Der abenteuerliche Simplicissimus Teutsch），或简称作“痴儿西木”（Simplicius Simplicissimus），绰号Simplicissimus 就是主人公名字Simplicius（拉丁语义即“痴傻的”）原义的形容词最高级形式。以心地单纯无知的主人公造成看似中古贵族骑士罗曼司的标题，以人名的反差感来加强效果。这和《堂吉诃德》的原题（“曼却郡敏慧的绅士堂吉诃德的生平及事述”，El ingenioso hidalgo Don Quijote de la Mancha）的用意是一致的。主人公原名“吉哈诺”（Quijano）是西班牙一个普通姓氏，但他读骑士小说太多入迷，受到亚瑟王传奇核心人物兰斯洛特（Lancelote）名字的影响，效而改名作吉诃德（Quijote）①Miguel de Cervantes，Don Quijote de la Mancha，edicio?n del Instituto Cervantes，1605-2005，vol.I，Barcelona，etc.：Real Academia Espa?ola，2004，p.46 n.60.又参Edward J.Dudley，The Endless Text：Don Quixote and the Hermeneutics of Romance，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7，p.146。此外，堂吉诃德嗜读的骑士小说《橄榄山的巴尔梅林》续集，题为《普里马隆》（Primalein，1512），其中也造一人名作“Camilote”，用意与吉诃德同。，而西班牙语中“-ote”后缀又有轻蔑或亲热意味，置于书题中就变得妙趣横生。人物姓名背后的语义与其性格及行事作风上具有某种一致性，这在西方文学传统由来已久，如古希腊旧喜剧家笔下的人物名号②Nikoletta Kanavou，Aristophanes’Comedy of Names，a Study of speaking Names in Aristophanes，Berlin：Walter de Gruyter，2010，pp.4-10.。这和古代学者对于神话史诗中人物名号的语源阐述思想或许有一定关联③如柏拉图《克拉底鲁篇》里的论述。参见 Timothy ，The Cratylus，Plato’s Critique of Naming，Leiden：Brill，1992，pp.72-80。，但喜剧家有更多发挥个人才能之处。然而，文学里的人名拟造，除了因意味悠长的修辞效果受人瞩目之外，也可能产生出一种纯粹是音节上的韵味与美感。西方叙事史诗传统里早就出现了连缀专名见长的成就，如《伊利亚特》第2卷“船名表”列述双方军队的带军将领，或是赫西俄德《神谱》《名媛录》那样满篇神名。罗马修辞学家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曾说：“以优美之词语构成的那等语句必定是优美的，而优美之词语则由优美之音节和字符所组成。”④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On Literary Composition”，xvii，inCritical Essays，“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p.115.就特别肯定了荷马史诗“船名表”列述人、地专名而保持诗行音节优美的能力。后代诗家一向都有效仿者，但未必能完成音节上的美感。如6世纪拉丁文诗人维南修斯·弗图纳图（Venantius Fortunatus），常自命诗学承继荷马，又好在诗中展现人名，但有人指出他一句诗出现了六个希腊人名，却犯了四处音长节奏的错误⑤Michael Roberts，The Humblest Sparrow：the Poetry of Venantius Fortunatu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9，。原本古典史诗里满篇专名是为了记载、纪念和教诲，后世读者念诵时只有看到音节而不解本意，反而从音声谐和上发觉音乐感。因此，闻一多论上古诗歌“有声而无字”，只涉及感叹字⑥闻一多：《歌与诗》，《闻一多全集》第10册“文学史编·周易编·管子编·璞堂杂业编·语言文字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8页。；钱锺书论中西诗以无尽意之“神韵”为最高境界，则兼顾人、地专名⑦钱锺书：《谈艺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694—704页。。这些又不是满足于从“标示名”来为人物形象做定妆照的作者或读者所能考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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