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以造境：中西文学里的人名修辞术*(2)

中国现代文学作家最有意识在小说作品的人名上进行经营的，一是钱锺书，一是鲁迅。小说《围城》里的董斜川，名号设计特具深意，因为“斜川”乃苏轼子苏过的号，被冠为人名自然会让人想到没出场的父亲是以苏轼自诩的；而这位遗少气派的旧体诗人恰好批评其父对所尊崇的宋诗派“家法”持守不严，故曰“苏东坡，他差一点”，若干未明说的意味，即由人名暗示，读者略加考索即明。

鲁迅在他最杰出的小说作品《阿Q 正传》里，开篇叙事者以不知阿Q 的姓名籍贯，遂作若干推敲猜测。用讨论小说人物姓名的方式作小说，正如欧洲第一部现代小说《堂吉诃德》开篇的写法：“据说他姓吉哈达，又一说是吉沙达，记载不一，推考起来，大概是吉哈那。”这是模仿人文主义者对勘古代文献版本来考订出一个可靠答案。但要靠小说人物自己因读骑士小说入迷而改名姓作“堂吉诃德·台·拉·曼却”（Don Quijote de la Mancha）才算是有了定称。直到整部小说结尾，主人公临终前再次重申：“我从前是疯子，现在头脑灵清了；从前是堂吉诃德·台·拉·曼却，现在我已经说过，我是善人阿隆索·吉哈诺。”而阿Q也几次面对姓名的危机和挣扎，如“你也配姓赵”和被判死刑后的画押，都与开篇的姓名考索文字遥相呼应，呈现出丰富复杂的社会批判和历史透析的眼光。

《堂吉诃德》被视为巴洛克派文学的代表，此派小说以主人公名号嵌入一个特别长的题目，会得到特别精心的设计。被杨绛译作《小癞子》的那部欧洲流浪汉小说之祖，原题作“托尔美斯河上的小拉撒路”（La vida de Lazarillo de Tormes），写西班牙社会底层的一个小乞丐流浪发迹故事，人名Lazarillo 系《约翰福音》一乞丐Lazarus 名字的指小词，乃是穷苦人中的圣徒。此后效仿《小癞子》的巴洛克小说，如《古斯曼·德·阿法拉切》（Guzman de Alfarache）、《骗子堂巴布罗斯生平历史》（Historia de la vida del Buscan，llamado Don Pablos）等，皆沿用以主人公名号为标题的传统。这一习惯在此后英法德等国小说家中得到广泛采用，从斯威夫特、菲尔丁、萨克雷、斯特恩、索雷尔，一直影响到歌德、狄更斯等人。早先得西班牙巴洛克小说影响而问世的《痴儿西木传》，原题为“德意志的富有冒险生涯的西木卜里其西木斯”（Der abenteuerliche Simplicissimus Teutsch），或简称作“痴儿西木”（Simplicius Simplicissimus），绰号Simplicissimus 就是主人公名字Simplicius（拉丁语义即“痴傻的”）原义的形容词最高级形式。以心地单纯无知的主人公造成看似中古贵族骑士罗曼司的标题，以人名的反差感来加强效果。这和《堂吉诃德》的原题（“曼却郡敏慧的绅士堂吉诃德的生平及事述”，El ingenioso hidalgo Don Quijote de la Mancha）的用意是一致的。主人公原名“吉哈诺”（Quijano）是西班牙一个普通姓氏，但他读骑士小说太多入迷，受到亚瑟王传奇核心人物兰斯洛特（Lancelote）名字的影响，效而改名作吉诃德（Quijote）①Miguel de Cervantes，Don Quijote de la Mancha，edicio?n del Instituto Cervantes，1605-2005，vol.I，Barcelona，etc.：Real Academia Espa?ola，2004，p.46 n.60.又参Edward J.Dudley，The Endless Text：Don Quixote and the Hermeneutics of Romance，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7，p.146。此外，堂吉诃德嗜读的骑士小说《橄榄山的巴尔梅林》续集，题为《普里马隆》（Primalein，1512），其中也造一人名作“Camilote”，用意与吉诃德同。，而西班牙语中“-ote”后缀又有轻蔑或亲热意味，置于书题中就变得妙趣横生。人物姓名背后的语义与其性格及行事作风上具有某种一致性，这在西方文学传统由来已久，如古希腊旧喜剧家笔下的人物名号②Nikoletta Kanavou，Aristophanes’Comedy of Names，a Study of speaking Names in Aristophanes，Berlin：Walter de Gruyter，2010，pp.4-10.。这和古代学者对于神话史诗中人物名号的语源阐述思想或许有一定关联③如柏拉图《克拉底鲁篇》里的论述。参见 Timothy ，The Cratylus，Plato’s Critique of Naming，Leiden：Brill，1992，pp.72-80。，但喜剧家有更多发挥个人才能之处。

然而，文学里的人名拟造，除了因意味悠长的修辞效果受人瞩目之外，也可能产生出一种纯粹是音节上的韵味与美感。西方叙事史诗传统里早就出现了连缀专名见长的成就，如《伊利亚特》第2卷“船名表”列述双方军队的带军将领，或是赫西俄德《神谱》《名媛录》那样满篇神名。罗马修辞学家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曾说：“以优美之词语构成的那等语句必定是优美的，而优美之词语则由优美之音节和字符所组成。”④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On Literary Composition”，xvii，inCritical Essays，“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p.115.就特别肯定了荷马史诗“船名表”列述人、地专名而保持诗行音节优美的能力。后代诗家一向都有效仿者，但未必能完成音节上的美感。如6世纪拉丁文诗人维南修斯·弗图纳图（Venantius Fortunatus），常自命诗学承继荷马，又好在诗中展现人名，但有人指出他一句诗出现了六个希腊人名，却犯了四处音长节奏的错误⑤Michael Roberts，The Humblest Sparrow：the Poetry of Venantius Fortunatu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9，。原本古典史诗里满篇专名是为了记载、纪念和教诲，后世读者念诵时只有看到音节而不解本意，反而从音声谐和上发觉音乐感。因此，闻一多论上古诗歌“有声而无字”，只涉及感叹字⑥闻一多：《歌与诗》，《闻一多全集》第10册“文学史编·周易编·管子编·璞堂杂业编·语言文字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8页。；钱锺书论中西诗以无尽意之“神韵”为最高境界，则兼顾人、地专名⑦钱锺书：《谈艺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694—704页。。这些又不是满足于从“标示名”来为人物形象做定妆照的作者或读者所能考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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