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隐喻研究(2)

来源:当代修辞学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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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2 隐喻的分类和功能 一些学者根据不同始源域对《黄帝内经》中的隐喻现象进行分类,论证了隐喻和中国文化的关系,并探讨隐喻的功能。谢菁等[11]

2.2 隐喻的分类和功能 一些学者根据不同始源域对《黄帝内经》中的隐喻现象进行分类,论证了隐喻和中国文化的关系,并探讨隐喻的功能。谢菁等[11]将《黄帝内经》中的隐喻现象分为自然型、社会型、哲学型等。他们认为,古代医家大量运用隐喻的手法,借助自然界、人类社会和哲学思想中各种已知的范畴或概念去认知生命现象、构建中医理论体系,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医隐喻语言,对中医学概念的形成、中医理论术语和模型的创建、中医理论体系的构建起促进作用。屠金莉[15]分析《黄帝内经》中的隐喻现象,并根据不同始源域把隐喻分成8种类型:阴阳隐喻、五行隐喻、气隐喻、自然隐喻、政治隐喻、战争隐喻、建筑隐喻和物体隐喻。她认为中医语言是一种以隐喻认知为基础的语言,运用隐喻可帮助认识和理解与人体、疾病、诊疗等目标域中的抽象认知概念。贾春华[16]综合运用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和认知逻辑学的方法研究了中医五行学说的概念隐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中医藏象、病机、治法、五色、五味、五时、五方等基本理论概念的隐喻特征。杨晓媛等[17]从隐喻认知的角度探讨中医脾胃治则的来源,结合古代土壤相关文献中的相关语料进行类比推理,诠释中医脾胃治则的隐喻认知来源,认为中医的脾胃治则是基于对“土”的隐喻认知。肖建喜等[19]全面分析了建构针灸学经典理论的阴阳、五行、藏象、精气学说,认为隐喻无处不在,从根本上建构了针灸学经典理论体系。经穴命名中的隐喻思维体现了认知与修辞的双重功用,认知求真,修辞求美,因此,经穴名称是真与美的结合。

3 《黄帝内经》隐喻翻译研究

3.1 隐喻翻译的不同研究视角 许多学者从翻译适应选择论、语料库、认知隐喻等不同视角分析和阐释《黄帝内经》中的隐喻现象及其英译。黄光惠[19]从翻译适应选择论视角对比分析李照国、吴连胜和Ilza Veith对《黄帝内经·素问》中概念隐喻的英译情况。他根据英汉语言表达文化内涵的异同,从文化维相交和不相交两个角度分析3个译本的整合适应度,即译文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上实现的转换程度。李莫南[20]采用语料库实证研究的方法,从概念整合理论的视角阐释《黄帝内经》中的隐喻及其翻译过程,在分析隐喻意义的基础上重构翻译过程,探讨各空间的要素。他得出的结论是:隐喻翻译就是概念整合的过程,概念整合理论对于保留原文含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王雨艳[21]从认知隐喻视角研究《黄帝内经》等典籍中的隐喻现象,分析译本中的隐喻思维模式和语言。她认为隐喻的思维模式就是中医学中取象比类的思维模式,隐喻思维和语言对理解中医药文化与翻译具有本源性和广泛性,深入研究隐喻思维有助于解读更深层级的文化现象。闫舒瑶[22]从认知的角度探讨中医语言的隐喻性特征及其在认知框架关照下的隐喻翻译策略。他总结出中医语言的隐喻性特征,即以已知喻未知、以熟悉喻陌生、以简单喻复杂、以具体喻抽象、以通俗喻科学。在翻译中医隐喻时,译者需要根据相异文化间共享概念的重叠程度在综合认知框架的指导下灵活采用翻译策略。

3.2 隐喻翻译的原则 许多学者对比《黄帝内经》不同译本中隐喻修辞格的翻译实例,提出隐喻翻译的原则。梁琥[23]分析和对比吴版、倪版和李版《素问》译本中的比喻等修辞格的译文,认为翻译不是简单进行字对字的翻译,译者要进行再创造,在正确理解原文意义的基础上进行多角度、多元化的处理。赵阳等[24]从修辞学的角度考察了《黄帝内经》语言的隐喻现象,提出在英译医古文修辞格时可放弃原文的形式,仅保留其内容,应当遵循“可能时尽量异化,必要时尽管归化”的原则,既要传递医学知识,又要考虑到语言的承载,将中医学科学性、哲学型和文学性融为一体。杨颖[25]结合修辞学的定义阐述了如何改革《黄帝内经·素问》中修辞格翻译原则。她主张翻译隐喻等修辞格最好采取直译的方法,保留喻体的原有结构,在确实无法表达的情况下再考虑意译。

3.3 隐喻翻译的策略和方法 许多学者对《黄帝内经》隐喻翻译的策略和方法进行阐释,并分析不同译本采取不同翻译策略的原因。文树德(Paul )提出了决定比喻存亡的理性原则,认为《黄帝内经》构建的理论体系至今仍然指导着中医学的发展,因此,其中的大量比喻具有重要价值,翻译时当然应该译出[26],以便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李照国[27]认为中医典籍中的比喻在翻译方法上应视具体情况而定。明喻可以直译或者化明喻为一般;暗喻最好转化成明喻,或化暗喻为一般,或者省略不译;借喻可转变为一般。杨璘璘[28]研究了《黄帝内经》两个译本中比喻等修辞格的翻译策略,并阐释译者吴氏和倪氏采用不同翻译策略的原因。其研究结果表明,吴译本在起始规范的选择中更倾向于充分性,而毛译本则更倾向于可接受性。薛俊梅[29]就比喻辞格的内容与风格的保留展开了探讨。她认为,由于文化因素的不同,翻译《黄帝内经》等中医典籍中的修辞格应该根据原文内容采取适当的方法:明喻可采取直译的方法,以便保留原语的风格;翻译暗喻则需要先把握其真正喻意,在此基础上进行翻译;借喻可以采用变借喻为一般的翻译方法。翻译时应充分考虑英汉民族间存在的差异,既要正确表达原文意义,还要尽可能保持原文的修辞。张斌等[30]从认知理论的角度分析中医语言的隐喻性特征,提出隐喻认知视域下的中医翻译策略。他们认为,翻译中医典籍时需要努力把握隐喻的文化喻象和语义关联,选择适当的翻译方法,在完整传递医学信息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文的特征和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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