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翻译现状及旅游外宣翻译中“认同”的建立(7)

四、余论

当下旅游翻译质量普遍不容乐观，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旅游译者专业素养的缺失和对旅游翻译目的定位的偏离。译者将旅游定义为“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活动”，认为旅游翻译的目的在于“译者处处以目标语读者为中心，以诱发其旅游兴趣”，打着所谓“功能主义”的旗号大肆误译、胡译、乱译。实质上，旅游翻译作为外宣翻译的一种，其目的不仅在于增加译本的可读性，引发目标语读者的兴趣，更需承载文化使命：通过译介，向国外游客传递中国文化信息，使其获得异质文化体验，使其愿意了解中国历史、人文、风俗等文化成果并最终认可接受中国文化。为实现旅游翻译的目的，译者应对所翻译材料有充分的前理解，并构建自己的修辞权威，还要在充分了解国外游客的语言习惯、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前提下，用适切的话语准确传递、生动再现中国文化的优秀成果，唯有如此，才能实现“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声音”的外宣目的。

［1］乌有志.文化遗产类旅游景点名称汉英翻译规范研究［J］.外语教学，2012（2）：95.

［2］廖七一.文本类与地名译写［J］.上海翻译，2005，（2）：13-16.

［3］陈汝东.古典与未来：中国修辞学思想的全球意义［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127.

［4］李克、李淑康.修辞权威视域下的社会指示语研究［J］.外国语，2010，（5）：51.

［5］温科学.中西比较修辞论全球化视野下的思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66.

［6］陈汝东.论修辞研究的传播学视角［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89-93.

［7］Berman，Antoine. Toward a Translation Criticism：John Donne. Francoise Massardier—Kenney（trans.）Ohio：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9：74.

［8］Venuti，Lawrence.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ies and Practice. David G. Nicholls（ed.）Introduction to Scholarship in Moder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 Philadelphia and New York：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2007：13.

［9］［德］海德格尔著，陈嘉映译.存在与时间［M］.北京：三联书店，1999：175-179.

［10］赵启正.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5.

［11］陈刚.旅游翻译与涉外导游［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328.

一、引言2018 年3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将一定区域作为完整的旅游目的地，提升旅游业现代化、品质化、国际化水平。旅游翻译的质量直接影响国际游客对我国旅游产品和服务的接受和认知，决定了我国旅游产业是否能适切地向世界讲好中国旅游故事、提升文化软实力。然而，我国旅游翻译的现状不容乐观，甚至存在不少贻笑大方的错误。本研究从西方修辞学视角提出修辞者人格和权威构建、受众中心主义两点修辞策略，并基于修辞策略探讨旅游外宣翻译中“认同”的建立机制。二、旅游翻译现状国务院关于发展全域旅游的指导意见发布后，涉外旅游得到了旅游景区的重视。各景区的官方网站、游览票证、宣传手册、景点路标路牌、景点名称和解说词等均出现了英文版描述。然而，与涉外旅游如火如荼发展趋势相对立的是旅游翻译不容乐观的翻译现状。当下旅游翻译中存在的问题可归为以下几类。第一，译名不一。虽学界普遍赞同景点名称翻译遵循“专名音译、通名意译”的原则，但由于译界缺乏统一的翻译细则、旅游翻译涉及专名数量庞大且新词汇不断出现，导致同一名胜古迹、路名、地名等概念存在不同译名。乌永志[1]通过调研各级旅游局官方网站、官方宣传册及景区宣传材料等发现，“黄帝陵”“碑林”“大雁塔”“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等知名景点的译文存在不同版本，仅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这一旅游景点的英文翻译达24 个之多。这种现象极易造成信息交流的混乱，误导国外游客。第二，拼写语法错误和死译普遍。当下很多旅游翻译并不是由专业翻译人员完成，一些译者受制于专业素质、时间等因素，译作中出现不少基本语法和拼写错误。比如，《曲阜孔府孔庙孔林》一书封面和封底上英译文为：The Jemple of Confucius,The Cemefery of Confucius,and the Kong Family Mapsion in Qufu.仅仅一个书名，出现了三个基本的拼写错误：temple-jemple；cemetery-cemefery，mansion-mapsion。又如，河南焦作云台山景区官方网站的美景赏析模板，将“平分秋色”译作：equal autumn scenery.这样逻辑不通的逐字死译无法传递源语优美意境，让国外游客不知所云。第三，文化知识缺失，胡乱猜译。旅游翻译作为单向专业翻译中涉及面最广的翻译种类，包含旅游文本、景点、导游词、旅游广告、宾馆、菜品等的翻译，涉及美学、诗歌、文学、历史等因素。在翻译实践中，一些译者自身的文化底蕴不够，对旅游资料内涵把握不准确，导致旅游翻译中望文生义的现象突出。比如，李白的“日照香炉生紫烟”中的“香炉”被翻译为“censer”,显然译者没有做好预习工作，误将“香炉峰”当成“烧香的炉子”。“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在很多场合被译为：National Park of China，译者若仔细查阅美国黄石国家公园、犹他国家公园等就会发现，我国的“国家风景名胜区”和国外的“国家公园”其内涵存在很大不同。因此，译者在进行翻译工作前须充分查阅核实相关历史文化背景知识，并用英语准确表达，这样才能使国外游客对景点所传递的中国文化有所理解，实现交际的功能。第四，汉语文化负载词被归化、替换。当今旅游翻译过分强调旅游的诱导功能，认为旅游翻译应以顺应译文受众的文化和审美、激发国外旅游者兴趣为目的，在这一“译入语文化为中心”的翻译思想导向下，译者多用英语国家文化诠释中国历史文化：济公被翻译成“Chinese Robin Hood”；梁山泊祝英台译成“Romeo and Juliet”；株洲译成“Venice in China”；银川比作“Little Mecca of China”；祝融被译成“Chinese Prometheus”，诸如此类用英语国家坐标定义中国文化的现象使中国文化负载词一律“消声”，令人担忧。第五，诗歌楹联删译、减译普遍。我国古典文学一贯强调意境、格调和神韵，受此思想的影响，旅游景点的介绍中多见辞藻华丽、凝练含蓄的四言排比和对偶平行句式，旅游景点又因历来受文人墨客、王公贵族青睐而镌刻无数诗词楹联名言佳句。然在旅游翻译中，译者强调旅游文本是“大众的通俗读物”、读者对象是“国外普通游客”，把可能造成翻译困难、理解困难的诗歌楹联删译或减译。比如，在少林寺官方网站的英译中，《诗经·大雅·嵩高》云：“嵩高维岳，峻极于天”，白居易赋诗“山屐田衣六七贤，搴芳踏翠弄潺湲……”等意境优美的语言均被删译。第六，景点名称被随意音译。名胜古迹的翻译不可避免地遇到历史上某一朝代或人物；一些景点的命名融合了客观景象与主观情感，体现中国文化“意与景混”的上乘境界，其内涵的准确度不易把握，不少译者遇到此类翻译材料时采取一概音译的方法。比如，少林寺官方网站上对历代住持的英译均采用了音译的方法：慧觉,报恩，纯白永玉，心云清宁等住持名都被翻译成对应的拼音：Hui-jue,Bao-en, Chun-bai Yong-yu, Xin-yun Qing-ning,这样毫无意义的语言符号的堆砌显然无法传递名称所蕴含的佛家思想和文化，使浓重的文化内涵“被隐身”，也无从谈起信息和文化的交流，“是一种十分笨拙和勉强的处理”。[2]由上述六大问题可见，除去旅游行业缺乏统一的英文译写规范等外在因素外，译者对低下的旅游翻译质量负有重大责任，主要在于两方面：首先，作为专业翻译从业人员，译者职业权威缺失。一些译者不仅对旅游景点所涉点的历史、地理、文化、宗教等相关知识了解不够，甚至对英语基本的语法和词汇运用错误。其次，译者对目标语读者不负责任。诗歌楹联、旅游景点大量的删译、音译，胡乱猜译显示出译者没有把自己放在译文读者的角度审视译本的质量，造成译本可读性较差，更遑论实现文化传播和交流的目的。三、西方修辞学概述及修辞策略分析（一）西方修辞学概述修辞学“rhetoric”一词源自希腊文“rhetorike”（“rhe”指言说，“ike”指……的艺术），是公元前5 世纪产生于古希腊遗嘱检验法庭的演说艺术。公元前四世纪后半叶，亚里士多德系统地对修辞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研究。今天的古典修辞学指的就是亚里士多德的修辞理论体系以及西塞罗、昆体良对亚氏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发挥。亚氏将修辞术定义为“一种能在所有问题上找到所有可能的劝服方式的能力”。修辞的功能不在于说服，而在于找到说服的方式。他在《修辞学》中提出修辞劝说的三种基本模式，即人格诉诸、情感诉诸和理性诉诸。简言之，言说可以依据修辞者的人格、受众所处的某种情感状态、修辞式推论和例证发挥劝服的作用。亚里士多德影响了其后两千多年的修辞学研究，胡曙中认为，西方修辞学研究的连续性和相似性根本在于亚里士多德早在古典修辞学时期就规定了研究的根本问题：修辞活动的目的、听众、构思过程、论辩、谋篇和文体风格等，其后的学者只是对他的观点进行加工提炼、偶有扩充而已。经历了两千年的浮浮沉沉，在20 世纪60 年代，新修辞学的兴起引发了修辞学复兴和繁荣。“新修辞学”并不是新的修辞学，而是指20 世纪30 年代在欧洲大陆及美国产生、在60 年代后盛行的修辞学理论。新修辞学大师肯尼斯.伯克在《动机原理》（1945）和《动机修辞学》（1950）两部著作中，围绕“动机”“象征手段”“戏剧主义、认同”等概念建立了阐释人类行为的修辞理论体系。伯克将修辞定义为“人们运用语言使他人形成态度或诱导他人采取行为”。伯克认为修辞学始终扎根于语言本身的一个基本功能之中，即通过使用语言，将其作为一种象征手段，诱导“本质上能够对象征做出反应的人类进行合作”。语言运用的目的在于诱导人类对象征做出反应，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同于传统上认为修辞是话语的调味品的观点，新修辞学认为修辞隐含于所有的人类交际中，可在政治话语构建、法庭辩论、市场营销、教育、大众传播学、精神病医学等领域发挥巨大的使用价值，“人不可避免的是修辞的动物”。伯克认为：修辞与劝服和认同有关。这一观点吸收了古典修辞学的核心概念“劝服”，又提出了“认同”（identification）这一概念。言说者修辞行为成功的关键在于实现和受众的“认同”，即个人与某个特性或其他人的共同的本质，修辞行为的目的在于与受众发展共同立场，获得同一性。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的“劝说观”强调的是由言说者到受众的单向的、有目的行为，受众属于被动、静止的地位的话；伯克的“认同观”则突出言说者和受众的双向合作，受众处于重要的主观能动地位，是积极的意义建构者。受众对言说者的修辞行为能否取得成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二）修辞策略西方修辞学在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研究的根本问题有所不同，但在修辞学研究的诸多核心要素中，有两个要素对实现“认同”紧密相关，即：言说者和受众。修辞行为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言说者是否能构建修辞人格和修辞权威，以及修辞者是否能够以受众为中心、构建与受众的“认同”、进而实现劝服。1.修辞者修辞人格、修辞权威构建修辞活动素来与修辞者人格密不可分。孔子说：“君子进德修业，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3]亚里士多德的人格诉诸修辞劝服模式认为，当言说者表现出一种“值得信任的品质/ 人格”时（character … make the speaker worthy of credence），劝说容易成功实现。通常来讲，不管在什么议题中，人们都倾向于相信公允诚信的人，尤其是在那些存在疑问、尚无确切认识的议题上。亚里士多德指出，可信的修辞人格包括三种品质：理智、美德和善意。这里的修辞人格并不是指言说者在日常生活的性格和品质，而是在特定修辞情景下、依据修辞目的而塑造的智力水平、道德素养、声望和动机，即“公众品格”。换言之，修辞人格指的不是言说者本人如何，而是公众如何看待他的。随着修辞学研究范围的扩大和修辞学的复兴，修辞学研究范畴已由古希腊时期的演讲术扩展到人类交际活动的方方面面时，修辞人格就不仅仅指传统演讲活动中的理智、美德和善意，而指修辞活动的发起者，即言说者在交际活动中所体现的所有“值得信任的品质/人格”，这些修辞人格不仅包括修辞者的身份也包括修辞权威。苏格兰神学家和修辞学家乔治·坎贝尔在《修辞原理》（1776）中指出，修辞人格作为一个整体与“权威”这一概念紧密相连。修辞权威是修辞人格的配套，修辞人格是修辞权威的载体。一定身份要求一定的人格作为配套。修辞者只有把握好自己身份蕴含的修辞权威与修辞人格的有机整合，才能实现有效的劝说行为。权威指的是一种某些被授予合法性的人与其他人之间的领导与服从的社会关系。李克、李淑康[4]在整理Weber，Blau,Durkheim 等学者关于权威的分类的基础上，根据“合法性”来源将权威分为：①传统道德权威：基于授予传统上处于统治地位的人的合法的既定信念或加于人身、比人们自身所具有的更高传统道德力量的影响的一种权威，体现了命令与服从的社会关系。②人格魅力权威：基于情感上的依赖。③官僚权威：基于规则和条例。④职业权威：基于达成共识的专业技术或知识。修辞权威是隐性的，它总是无形地渗透在交际（或修辞活动）过程中。权威的重要性体现在其对受众施加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修辞权威通常与压制有关：具有特定修辞权威的言说者的言论“压制”受众做出某种接受的意向，而受众总是“自愿”地接受权威话语的压制，或者授予权威话语某种权力，使之合理合法。[5]换言之，修辞权威通过其“压制性”对受众产生影响，认同的构建依赖于压制，是否能够实现“认同”部分取决于压制作用力的大小。2.受众中心主义比利时学者佩雷尔曼将受众定义为“演说者出于修辞目的而希望通过论辩话语施加影响的人群的集合”。公元前5 世纪，柏拉图就提出要想当一名有能力的演说家，必须理解听众的本质。亚里士多德的情感诉诸修辞劝说模式认为，言说应努力使听众处于合适的心理状态、使听众与言说者产生同情心。因为听众在悲伤或欢喜、充满友善或敌意时，对同一件事情做出的判断是不同的。佩雷尔曼认为修辞是通过语言（或文字）对听众（或读者）进行说服的论辩活动。所有论辩的发明构思都与听众有关，所有论辩的出发点都是受众。言说者实现有效论辩的前提是了解意欲说服的受众。他提出了三种类型的受众：特定听众——真实的受众，自我听众——与自己进行论辩或质疑自己，普世听众——理想型的听众。特定听众指在论辩过程中具备常识和某一个特殊专业的群体。自我听众指言说者将自己作为听众进行自我对话、自我思虑。言说者要想说服受众，首先必须说服自己。从某种程度上讲，自我听众就是一种“自我说服。”普世听众并不是真实存在的，而是由所有有理性、通情达理的正常成年人组成。虽然言说者面对的特定听众各异，每个听众都有自己的独特经历和思想情感，但论辩者提出的道理、论据、论证不仅适用于在场的真实听众，而且适用于过去现在将来及任何地方的所有理性之人。伯克的受众观体现在“认同”和“自我即受众”两个概念上。伯克认为，当我们与他人享有某些共同特质时，我们就取得了与他人的认同。我们在劝某人时，只有用他的语言方式、手势、语序和比喻、观点和态度，在以上诸方面与他同一，才能够劝说他。伯克提出了三种“认同”方式：同情认同、对立认同和误同。与佩雷尔曼相似的是，肯尼斯·伯克也提出了“自我即听众”的观点。伯克认为，一个人，哪怕是在他隐秘的思想中，构建某些观点和形象作用于自我，取得自己所希望的效果，他就是修辞性的，正如他运用适切的形象去影响非自我的听众一样。通过梳理修辞学不同时期的受众观可知，修辞认同建立、劝服的实现与受众密不可分，受众既指具体的特定受众，也指抽象的普适受众，既包括体验言说的他者，又包括修辞者自己。需要指出的是，“受众中心主义”只是一种修辞策略，强调言说以受众为转移，受众作为修辞者意欲构建“认同”实现“说服”对象，对修辞行为成功与否起着关键因素。但修辞行为的核心是修辞者/言说者，根本任务是言说者基于特定的修辞情景和修辞目的，采取特定的修辞策略，促使受众改变自己原来的看法、态度或行为，实现与修辞者的“认同”。言说者受众的具体情况（包括考虑其情感、认知、信念、好恶、价值观等）决定说些什么话以及应该怎么说，正体现了修辞者的中心地位。四、旅游外宣翻译中“认同”机制的建立路径随着修辞学的复兴与繁荣，翻译研究的修辞视角逐渐兴起：杨莉藜（2011）、冯全功（2012，2016）、陈小慰（2019）等学者研究了翻译修辞学的系统构建与研究的基本问题；张雯，卢志宏（2012）、袁卓喜（2014）、冯全功（2017）、陈小慰（2018）、叶颖（2018）等学者将修辞理论应用于外宣翻译、文学翻译、公示语翻译、新闻翻译等的研究。从近年的研究趋势来看，在诸多翻译行业细分中，与西方修辞学相通之处最多、联系最密切的当属外宣翻译。外宣翻译指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把包括政治文献、新闻文本、公示语、科技旅游资料、文学名著等在内的对外宣传材料由汉语译成英语等外国语言，并通过各种媒体渠道向外国民众（包括境内外籍人士）传播的翻译活动。外宣翻译在本质上同一般翻译活动相同，均是语际意义转换，然侧重点不同：“外”指向外宣翻译活动的目的地，“宣”则指向传播方式。陈汝东认为，外宣翻译作为人类通过符号等媒介进行信息交流的对外传播行为和过程，其内核与修辞学是一致的[6]：外宣翻译既是一种传播活动，又是一种目标指向明确的、有目的、有意识的修辞行为；译者（传播者/修辞者）通过译文（传播媒介）同目标语读者（传播对象/受众）进行信息交流，其目的在于实现国际传播和交流，实现预期的传播效果。旅游外宣译者一方面应明确目的：尊重翻译伦理，也就是对源语文本某种程度上的尊重[7]，完成翻译活动“应承载的文化道义和使命”[8]，把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基本国情等信息传递给国际受众，实现“让世界了解中国”，“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目的。另一方面，译者需考虑受众的语言表述习惯、思维方式、认知和文化特点，对译文进行适切的调整，做到习总书记所说的“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译文对目标受众的可读性，进而使国外游客了解、认同中国优秀文化成果。外宣翻译的目的决定了外宣翻译中译者首先要构建自己的修辞权威，展示较高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其次要充分考虑目标语读者的语言表达方式和价值观念等，调整自己的翻译策略，努力实现与受众/目标语读者的“认同”。本研究拟从以下集中修辞策略探究外宣翻译中“认同”构建模式。（一）译者修辞人格、修辞权威构建外宣译者决定了译本的可读性、受欢迎程度、是否能起到既定的宣传作用。译者须准确理解原作所涉猎的相关知识、有效评估目标语读者语言表达和思维方式、适切运用目标语再现源语，只有这样，译本才能被受众所接受，获得其认同。用西方修辞学的观点来讲，在外宣翻译这一修辞活动中，要想实现讲好中国故事、宣传中国这一修辞目的，译者作为修辞者必须构建修辞人格和修辞权威。修辞者若在言说中能够展现出“值得信任”的修辞人格，说服就容易成功。与修辞人格配套的是译者的修辞权威，译者应具有职业权威，即达成共识的专业技术或知识。本研究认为，译者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构建修辞人格和修辞权威。1.译者构建前理解原则翻译过程是译者理解、再现源语文本的动态过程。理解在翻译活动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译者作为修辞者，他的职业权威、专业知识和技能首先体现在他对汉语旅游外宣资料的理解和把握上。解释哲学则认为每位读者进入文本前都不是一片空白的，必定带着个人的“偏见”或“误读”，因而理解活动不可能是客观的。译者作为目标语读者，他的理解同样会带着个人的“偏见”。这种读者作为理解主体的存在状态和持有的“合法偏见”即是阐释哲学所定义的“前理解”。海德格尔[9]从先有、先见、先设三方面阐释“前理解”：①先行具有：每个人都降生并存在于某一特定的历史文化之中；②先行看见：每个人带着特定文化中语言和运用语言的方式去理解与思考问题；③先行设定：每个人以已有知识储备、观念、假定、前提作为理解文本的起点或参照系。前理解本身是历史的、开放的、主观的。译者作为源语读者能否拓展、丰富、深化自身的历史文化知识、语言理解运用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直接决定了译文是否客观理解了原文。译者前理解的缺乏和偏狭必定会造成译文的主观性、随意性和不可读性。比如，河南焦作云台山景区的宣传资料涉及历史、佛教、太极、地质地貌、动物植物等方面的信息，译者作为源语的读者必须有充足丰富的先知、先见、先设，准确掌握相关领域语言表述方式及内涵意义，正确客观理解源语，进而呈现出较为客观准确的译文。再如，苏州寒山寺景点，因唐代诗人张继《枫桥夜泊》而闻名，若翻译成：the bleak mountain temple，就暴露译者前理解的缺失，该寺院是一位名叫“寒山”的高僧建立，因此可以考虑译为：Hanshan Temple（established by abbot Hanshan）。译者唯有构建充足的前理解，才可能避免在翻译过程中将大量文化负载词/句误译、乱译、随意音译的问题。2.译者“自我劝服”原则佩雷尔曼认为，“自我”也可以作为受众的一种类型。修辞者可以同自己进行论辩、质疑自己。“自我受众”这一概念的提出旨在强调修辞者可以通过与自我进行对话，对言说进行自我思虑，达到“自我说服”的目的，因为言说者要想说服受众，首先必须说服自己。同样，在旅游文本翻译中，译者要想构建职业权威，首先要将自己放在受众/目标语读者的位置上，检验自己对某一景点名称的翻译是否与通用译法一致、译本是否存在低级的拼写语法错误、译本语言表达是否是让读者不知所云的中式表达等问题。译者对译作进行自我思虑，必定会发现前文所说的“注意安全”“平分秋色”等逐字死译的情况，而考虑更适切的译法（建议译为“Caution：risk of danger”和“a share of autumn”）。译者检验译本、自我思虑的过程正是构建其作为修辞者的修辞人格的过程，因为如伯克所言，译者在其秘密的思想里，通过与自我对话，可以“培养某些观点与形象”，而这里的形象就是译者作为修辞权威的形象，进而产生所希望的作用于自我的效果，在说服受众之前先说服自己，在获得目标语读者的认可之前，首先获得自己作为受众对译本的认可。（二）目标语读者为中心不同于功能主义翻译理论所认为的译者应兼顾翻译活动发起人、原文作者和译文接受者三方利益的观点，旅游翻译作为外宣翻译的一种，应充分考虑受众及目标语读者的诉求。旅游翻译的目的在于使国际游客获得异质化旅游体验、使其愿意了解中国旅游文化文本并最终认同中国文化元素。显然，目标语读者对译本的认识和态度决定了旅游翻译目标的实现与否。而译者若想构建与目标语读者的“认同”，实现“劝服”其接受中国文化和思想观念的高目标，必须在“语言方式、手势、语序和比喻、观点和态度等方面与他同一”。本研究主要从受众语言和思维方式以及修辞目的两方面探讨修辞策略。1.经济简明原则佩雷尔曼的“普世受众”观认为，虽然修辞者面对的每一个特定受众有各自不同的经历和认知，但论辩者/修辞者可以在充分考量历史、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基础上，确定某个特定群体中任何理性之人都愿意接受的观点。同样，虽然译者面对的目标语读者知识水平、思维方式、情感经历各不相同，但他们作为客观理性的成年人在英语语言表达和使用上有相似之处，因此译者要考虑目标语读者作为普世受众的共同特征，再现他们作为受众所习惯的语言方式。西方文学艺术受亚里士多德美学观点影响，认为美学最高境界是“照事物应有的样子去摹仿”。由亚氏“摹仿论”延伸出的偏重客观理性、突出主客观对立的思想渗透到西方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具体到语言形式上，表现为英语语言表达用词简洁自然，忌重复累赘、行文强调逻辑理性、句式架构严整、思维表达缜密。比如，美国犹他州的布莱斯国家峡谷公园地质历史丰富复杂，以形状怪异、颜色鲜艳的岩石而闻名。下面是该景点的一段介绍：Weathering and erosion shape these statuesque rock features, but unlike many places, flowing water only plays a minor role in this story. As snow and ice melt,water seeps into fractures. As it re-freezes, it expands and cracks the rock around it. This common process of frost-wedging happens with uncommon frequency at Bryce Canyon.景点的介绍用词简洁朴实，句法结构以简单句和简单的并列复合句为主，内容通俗易懂，汉语读者看来甚至未免显得平白。然而，汉语的美学强调“意与景混”，追求客观景象与主观情感的和谐融合，“一切景语皆情语”。这使得汉语景物描述不追求客观清晰地描述，而突出虚实不定、人文色彩浓厚的朦胧之美。再者，汉语文化推崇“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汉语充满了华丽的辞藻、对仗排比句式和四字表述，其中不乏重复语义表达和夸张表述。这些表述若逐字硬译成英文，与受众的语言表述方式不一致，会给受众造成假大空的感觉，因此，译者要充分考虑受众的简洁自然的语言表达习惯，对那些不含实质信息的文字、虚化的描述和评价性四字结构、重复性的文字进行合理瘦身。这里就涉及外宣翻译中的“经济简明原则”。外宣翻译的经济简明原则认为，译者在考虑受众认知能力、民族思维习惯，文本信息意图、态度和信念，准确传递信息的前提下，用尽可能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效果。具体可从两方面考量：译者以尽可能少的文字准确传递更多信息值；同时，受众以尽可能少的信息处理时间和精力获取最明快流畅的信息量。美国学者琼·平卡姆针对信息冗余，提出多项操作规则，包括删除不提供知识内容的文字、删除不必要的解释性文字或读者已知信息、删除复合型词组中语义重复性文字、删除范畴或属性词、删除虚的描述或评价性文字等操作规则等。曾利沙也对外宣英译中冗余信息进行全面分类，提出孪生式功能词冗余、概念语义蕴含式冗余、语法形态表意范畴式冗余等。比如：（1）峨眉山月清凉皎洁，光华如洗，熠熠生辉，丝丝扣人。The moon over Mount E Mei is charmingly shimmering, giving off its coolly pure and silk-slim moonlight.源语中的“清凉皎洁、熠熠生辉”均指明亮的月光， 语义有重复， 译文用“charmingly shimmering”处理，另外“丝丝扣人”指光滑的月光，具有模糊美，因此，译文用“silk-slim”来描述。（2）它（黄河）奔腾不息，勇往直前忽而惊涛裂岸，势不可挡，使群山动容；忽而安如处子，风平浪静，波光洌滟，气象万千。It tears and toils along turbulently through the mountains and, at some place, flows on quietly with a sedate appearance and glistening ripples.源语中的“惊涛裂岸”“群山动容”“气象万千”等词汇符合汉语喜用气势恢宏、意境优美的四字成语的表述习惯；但若直译，不仅逻辑上难以理顺，且有夸张的嫌疑，因此译者进行了低调的处理。（3）近年来，市政府增加了对本旅游区的支持力度。In recent years, the local government increases its support for our us.汉语中有不少表示属性的词汇，如加大投资“力度”、增加投资“规模”、提高服务“水平”等词汇，在翻译中按照英语目标受众的思维方式，采用经济简明原则，省略不译。2.中国话语、国际表达原则亚里士多德认为，受众在不同的情感状态下对同一事物做出的判断是不同的，修辞者要设法使受众处于易于接受说服的心理状态之中。汉语中的一些表达和概念，若直译，中国文化历史背景知识缺失的受众难以理解，甚至会产生误解、对中国文化提出质疑，因此，译者要牢记费里·格林所提出的“外国人不是中国人”，牢固树立中外受众有别的意识，要充分考虑受众的需求和兴趣，用受众喜欢的方式讲述和传播中国信息。做到赵启正先生所说的既坚持“中国立场”，又善用“国际表达”[10]，使受众处于易于被说服的情感状态，获得受众的认同。（1）改译。在旅游外宣翻译中，译者需通过适当改译或减译的方式增加译本的可读性和可接受度，实现与目标受众的“认同。”比如：“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若直接翻译成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other democratic parties, 逻辑上就不够严谨，不免使目标受众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是民主的党派的误解，因此，译者可灵活处理为：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other political parties； 同样，8 个民主党派也译作：eight non-CPC parties，即避免了直译可能引起的误解，也很好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和8 个民主党派的关系。另外，我国旅游景点不乏“桂林山水甲天下”、天下第一关、天下第一泉、天下第一峰等表述，这些“天下第一”若一概翻译为“the best in the whole world”,不免造成不够谦虚的嫌疑，而事实上，在唐、宋之前，我国古人把“国”等同于“天下”，因此“洛阳牡丹甲天下”可以考虑将“天下”低调减译，译为Luoyang peony is the finest in China. 或借用英语现有习语格式，译为：“East or west,Luoyang peony is the best”.（2）解释性翻译。在旅游外宣翻译中，不少翻译材料即使中国读者也未必熟知，而受众身处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对信息的理解接受能力往往低于原文读者，因此译者需要充分评估、研判目标受众对中国文化中相关知识的了解情况和接受能力，可以采取在理解中国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对翻译材料进行解释，酌情增加时间概念和背景知识，把一些隐含的信息交代清楚，对超额信息加以变通酌情处理。译者可通过音译或直译加解释的方法，向目标受众传递更多更有趣的中国文化背景知识，使其获得异质文化体验。比如：“江南贡院”若仅仅译为Jiangnan Examination Office 就无法充分传递江南贡院作为科举考场的重要性，因此译者可以考虑音译加解释的方法向目标受众传递更多背景知识：Jiangnan Gongyuan（the Place of Imperial Examination）。同样，对于旅游文本中常出现的时间信息，也可以通过解释补充更多信息：“……少林寺者，后魏孝文之所立也。”“沙门跋陀者，天竺人也，空心玄粹，惠性淹远，传不二法门，The then-Emperor Xiaowen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386-557）had the temple built to accommodate the Indian master Batuo（Buddhabhadra）.译文对于北魏、跋陀两个时间、人物概念均用括号加以简短解释，使目标语读者更清楚其含义。3.“译诗为诗”原则西方修辞学强调受众在构建修辞认同、实现修辞劝服中的重要作用，但“受众中心主义”更多是出于修辞策略的考量，在修辞活动中居于中心地位的仍是修辞者，修辞者基于特定的修辞情景和目的调整言说方式，其目的在于通过构建认同，使受众形成某种态度或采取某个行动。诗歌作为中华文明的优秀成果和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最引以为傲的文化软实力，是我们需要向外国译介的内容。另一方面，从受众视角来看，国外游客来华旅游是为了获得异质化文化体验，因此诗歌也是目标受众意欲学习和了解的内容。因文人墨客喜游山玩水、托物言志，旅游文本中有大量行文工整、以意驭文、声律对仗的诗歌和楹联。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性和诗歌语言的多样性，诗歌一向被认为是：“诗者，译之所失也”，再加上很多旅游文本译者认为旅游翻译的目标读者是国外的普通读者而不是专业人士，往往以追求旅游翻译的实用性为由将旅游外宣资料中的诗歌多直接省略，不予译介。本研究认为，译者置中国古诗词于不顾，一味删译使其“消声”，是“缺乏文化意识、缺乏译者责任心的一种表现。”[11]虽诗歌翻译困难重重，但如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奈特所言：“诗者，恰为译之所得也”。诗歌不可译的阻力反而激发诗人在翻译过程中充分发挥主体性，进行再创造。而卞之琳、许渊冲、赵振江、林语堂等国内诗歌翻译家将中国古诗已译成英，很多古诗有现成译本可寻。比如，许渊冲翻译毛泽东《西江月·井冈山》中诗句“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译为：Most Chinese daughters have a desire strong，/To face the powder and not powder the face. 译文用face the powder 和powder the face 生动还原了源语中的“不爱红装爱武装”这一表达。诗歌虽受制于两种语言文化差异以及表达方式的不同，但不能因此就被扣上“不可译”的帽子，诗歌恰巧是中国文化中最为优秀、璀璨的元素之一，在旅游翻译中忽视诗歌翻译就意味着主动放弃了宣传中国优秀文化的机会。四、余论当下旅游翻译质量普遍不容乐观，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旅游译者专业素养的缺失和对旅游翻译目的定位的偏离。译者将旅游定义为“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活动”，认为旅游翻译的目的在于“译者处处以目标语读者为中心，以诱发其旅游兴趣”，打着所谓“功能主义”的旗号大肆误译、胡译、乱译。实质上，旅游翻译作为外宣翻译的一种，其目的不仅在于增加译本的可读性，引发目标语读者的兴趣，更需承载文化使命：通过译介，向国外游客传递中国文化信息，使其获得异质文化体验，使其愿意了解中国历史、人文、风俗等文化成果并最终认可接受中国文化。为实现旅游翻译的目的，译者应对所翻译材料有充分的前理解，并构建自己的修辞权威，还要在充分了解国外游客的语言习惯、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前提下，用适切的话语准确传递、生动再现中国文化的优秀成果，唯有如此，才能实现“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声音”的外宣目的。参考文献：［1］乌有志.文化遗产类旅游景点名称汉英翻译规范研究［J］.外语教学，2012（2）：95.［2］廖七一.文本类与地名译写［J］.上海翻译，2005，（2）：13-16.［3］陈汝东.古典与未来：中国修辞学思想的全球意义［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127.［4］李克、李淑康.修辞权威视域下的社会指示语研究［J］.外国语，2010，（5）：51.［5］温科学.中西比较修辞论全球化视野下的思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66.［6］陈汝东.论修辞研究的传播学视角［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89-93.［7］Berman，Antoine. Toward a Translation Criticism：John Donne. Francoise Massardier—Kenney（trans.）Ohio：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9：74.［8］Venuti，Lawrence.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ies and Practice. David G. Nicholls（ed.）Introduction to Scholarship in Moder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 Philadelphia and New York：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2007：13.［9］［德］海德格尔著，陈嘉映译.存在与时间［M］.北京：三联书店，1999：175-179.［10］赵启正.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5.［11］陈刚.旅游翻译与涉外导游［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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